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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拉动内需应有新思路
2009-2-4
 培育中国本土经济增长点这个压力,意味着又到了集中我们所有的智慧来改革和开放的时期。如果没有这方面真实的突破,还是靠基础设施投资,可能经济还会继续处于惯性下滑的阶段。

  当四万亿的投资成为促进内需增长点最大的期待时,巴曙松却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今时不同往日,以往挽救危机的杀手锏,在今日也许已经不再适用。实现促内需的愿望恐怕还要广开思路,创新求变才能解决问题。

  四万亿应急效果要打折扣

  《小康》:为应对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国也出台了四万亿刺激经济的庞大计划,该计划中,主要的投资仍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您看来,这四万亿将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巴曙松:我认为,我们政策上可能要碰到一些挑战。大兴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桥梁、机场,希望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来带动GDP的增长,抵抗经济下滑带来的冲击,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用过。很多国内外的金融机构也都因为有了这一杀手锏而认为这次情形不会像1992年美国经济萧条时那么差。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目前的情况与1998、1999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差别很大,一些在那时熟练运用的刺激内需的工具,今天恐怕要大打折扣。

  《小康》:那么,今天的金融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处境主要发生了哪些改变?

  巴曙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不同:第一,1998、1999年的时候,中国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百废待兴,很多项目随便挑选,都是既有社会效益又能产生经济效益。经过10年的发展,我们再想找到这样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就不容易了。而且真正带动1998年走出低迷的,第一是城市的住房制度改革,第二是加入世贸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去拓展。从1998年的经验看,今天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可能产生低效率和腐败的大的基础设施的凯恩斯主义,而是始终基于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强调改革和开放的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只经历过两次连续五年两位数的增长,第一次是1992年,第二次是加入世贸之后,从20 03年到2007年这五年。这难道不说明只有改革和开放,才是真正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我们又到了集中我们的智慧来改革和开放以培育中国本土经济增长点的时期了。如果没有这方面真实的突破,我们还是靠基础设施投资,可能经济仍处于惯性下滑的阶段。

  第二个不同点的关键是带动作用发生变化。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和它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 50%,甚至更多,到2008年占到30%,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如果没有真正有效益的项目去吸引,怎么带动呢?

  尤其地方财政收入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点,好的时候资金充足,再投资,地价再涨,再拿来赚钱。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些高昂的负债率风险都给了银行,因此说,凯恩斯主义在今天的中国会打折扣。

  《小康》:您认为基础设施不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处境,能具体举一些例子吗?我知道您经常去一些地方调研。

  巴曙松:在对一些地方的调查了解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报的基于4万亿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是有社会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的。

  比如,我们跑的几个县,他们向发改委报污水处理厂的项目。这听起来很美好,环保、和谐、科学发展,这些主题词都可以用得上。但是,环保部门的同志跟我说,全国有1400家污水处理厂在晒太阳,因此,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成之后怎么让它有一个商业性平稳的运转,而不是变成一个包袱。

  再如,国际上所有的城市地铁,大概只有香港的地铁在财务上是可持续的。北京的地铁票价2块钱一张,商业化的票价大概7块钱一张票,北京市的财政每年大概补贴50个亿,其它地方哪还有像北京这么大的财政实力能够这样持续呢?

  道理很简单,如果真的还有那么多好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又大,又有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又好,那么在200 6年和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时候早就被那些嗅觉灵敏的企业家抢着去投了,还能留到现在?

  保就业要放松管制

  《小康》:既然今天的形势不再适用基础设施投资策略,那么什么是可以见效的方法呢?

  巴曙松:我们这次应对危机本来是希望扩大内需,希望安排就业,其实我个人认为无论是8%的增长、10%的增长还是5%的增长,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最关键的是就业。有收入才有消费。美国的奥巴马上台以后,他的政策目标更直接:“我要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2009年我要增加300万个就业岗位”。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就业。在美国的GDP贡献里,消费占2/3,而中国消费只占1/3。因此,现在要抑制经济回落,扩大内需,是需要投到劳动密集型的、能吸收就业的、效率比较高的这部分。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通过其它的措施去刺激都可以。

  可是,现在我们把钱都堆到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吸收不了多少就业的大型垄断企业上面去了。这种对投资的大量依靠,有可能出现1998年应对危机的时候带来的一个后果:199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消费对GDP的贡献还有45%,结果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动之后,居民消费贡献不断在降低。10年下来,消费对GDP的贡献只剩下35%。增长的财富和福利集中在居民以外的政府和企业那里。中国人有什么财富呢?40万亿的房地产,经过缩水之后的10万亿的股票,2 1.5万亿的银行储蓄。缩水的10万亿股票里面,老百姓流动的大概不到一半,其它的是大小非。因此,如果我们还按19 98年这条路走,可能到年底一算帐,我们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了,对消费挤压得更多。

  《小康》:那么,哪些行业既能实现增长又能大量吸纳就业?

  巴曙松:2008年我们前三季度的经济仍保持9.9%的高增长,可是中央还是担心就业问题。为什么这么快的增长就业还有问题?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过分集中在不能吸收就业的那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真正能吸收就业的很多行业,比如金融、教育、医院、铁路、电信等都有很大的服务的空间。但是你去申请试试看,都有很高的门槛管制,使得这些本来可以吸收很多民间投资的机会,被挡在门外了,那些优秀的企业只能在一些高度竞争的行业过度竞争。

  《小康》:也就是说,经济的问题最好交给市场去自主发展,少一些政府管制?

  巴曙松:没错,我打个比方:就像开车一样,因为大家时速都太快,为了防范风险,于是采取在路上挖个坑的方法颠你一下,其实本来这个时候应该使用油门刹车换档等手段。但是没有这么做。这就造成我们的管制很多,审批很多。但是现在速度已经慢下来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本不该有的坑该填的填平呢?

  比如,这一次都说基础设施要投铁路,很多铁路股票因此涨得一塌糊涂。然而,中铁建、中铁工的高层领导却对我说,不要问建多少项目,就连这个项目赚多少钱也是由上级决定的,这就是管制。这样的管制下,经济怎么会有活力、有前途,从而提高更多的就业机会呢?

  因此,虽然我对党中央的政策充满信心,但是对某些部门的过分管制是没有信心的。我们现在必须要呼吁放松管制,给企业尝试的机会,让我们优秀的企业家去试,总比官员坐在办公室里去思考,去琢磨有活力。

  消费也有一本账要算

  《小康》:在解决就业之后扩大消费的目的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了?

  巴曙松:不仅要解决就业,还要学会消费。我们的居民存款有21.5万亿,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却只有3.5万亿,我们并没有真正去分析中国不同居民的消费水平。到底资金分布在谁手里?不同人的偏好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消费需要什么目标?目前,我们并没有做这个工作。可以说,我们的居民太保守了,也可以说,我们银行能提供的金融服务太不够了。中国人现在的特点还是比较注重硬消费,比如,我买了多少平方米的房子,买了几辆车,这都是硬消费。但软消费不够。

  因此,中国居民、政府、企业跟美国有很大对照的就是杠杆率,我们的杠杆率很低,美国人杠杆率很高。政府也一样,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22%,美国71%,欧洲也大概70%,日本30%。1998年的时候,我们财政收入970 0亿,2008年6万亿,我们消费之所以增长不起来,就是在整个GDP的增长里面,政府和企业拿得太多,居民这部分拿得太少,结果财政收入还在大量增加,所以,减税是很难执行但同时也是难以回避的一个政策。

  《小康》: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九个字是个异常艰巨的任务。

  巴曙松:当前负面的情况我们确实要清醒地看到。2008年底的广交会上,我们的服装出口一年130亿件,下滑了40%左右的订单。2009年,我们130亿件还在生产,那就是说130亿出口需求少了40%,50亿件服装生产出来出口不了,要在国内消化,国内市场12亿人,每个人要买4件衣服,才能把出口外需的这部分空档填补上,还不算增长的那部分。

  我们原来老是说要扩大内需,扩大居民的收入,扩大消费,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消费内需在稳步下降。另外,到现在为止,中国整个经济还在惯性回落中。因此,总体上2009年的物价也是回落的,至少在上半年,我们将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

  其实大家感觉到经济这么大的压力,是因为几重压力的堆积,不仅仅是一个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只是一个影响因子:第一、从2000年开始的这一轮经济增长到一个顶点,8年的高增长之后有一个调整。第二、原来支持“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产业的,是劳动力便宜,资源便宜,西方有市场。现在这么一个增长结构碰到天花板了,《劳动合同法》争议很多,但至少提高劳动成本这是肯定的。第三才是次贷危机导致外需减少。

  《小康》:如您所说,原有的增长结构已经碰到天花板了,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然而,在全球经济环境糟糕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保增长,那么,结构调整的机会在哪里?

  巴曙松:有一笔账一定要算,那就是资源账。澳大利亚2008年底,排了排全国的富豪,前十大富豪基本上跟中国业务有关,尤为有趣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富豪。这位富豪手上只有一个矿的开采证和矿的储量多少的证明,跟我们中国的钢厂签了一个价格比较高的协议,还没有挖一点矿出来,就挂牌上市,股价暴涨,变成了澳大利亚2008年的首富。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实我们好多福利转移给矿产国了,如果再算上两万亿的外汇储备带来的缩水,我们的福利增长大概在7%左右。所以,低于8%的增长没那么可怕,其实跟前几年差不多。现在资源价格下跌,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布局的机会,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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